市長羅偉(Daniel Lurie),攝於2026年6月11日。攝影:Zoe M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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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在一所其實並不遙遠的學校裏,在下曾做過一份工作:把 Scantron 機讀答題卡一張張送進閱卷機。

機器每標出一道錯題,就會喀嚓一聲,聽聲音就知道答錯了。把尖子學生的答題卡送進去,只會響一兩聲。但換上班裏某個搞怪大王的答題卡,老天救命,那機器的聲音聽起來簡直就像遭到 AK-47 掃射,一連串毫不間斷的胡言亂語,全化成了聲響。

多年後的今天,讀到或聽到某些政客的話時,那陣急促的喀嚓連響有時仍會不由自主地在我腦海中響起。

最近勾起這段惱人回憶的政客,竟是市長羅偉(Daniel Lurie),令人意外,也令人失望。

羅偉上周與警察工會及消防員工會聯合發表新聞稿,把矛頭指向一項可負擔住房提案,即 I提案。

這無可厚非:市長反對這項提案並無不妥。這項提案主要由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徵集聯署,得以列入選票。

何況,他的辦公室、勞工界、三藩市市參事會、可負擔住房發展商等已經推出 C提案,這是他們自己經過深入協商、達成共識的可負擔住房提案,旨在充實住房信託基金(Housing Trust Fund)。

I提案的文本原本由可負擔住房團體起草,但這些團體在談成 C提案的大協議時,同意把它擱下。不過,這項協議顯然並未涵蓋市內每一股尚存的左派力量:DSA 那幫多管閒事的小鬼把它撿了回來,並徵集聯署將它推上選票,於是就有了眼下的局面。市長一方因此有些惱火,也情有可原。

然而,問題不在市長的立場,而在他的推銷手法。羅偉就把 I提案形容為「不受問責的小金庫」。 

這就奇怪了:將負責管理 I提案所籌資金的,不是別的機構,正是市長住房及社區發展辦公室(Mayor’s Office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MOHCD)。沒錯,是市長住房及社區發展辦公室。

“機關槍響”

羅偉在新聞稿中進一步警告,I提案一旦通過,便會從一般基金抽走款項,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於招募及留住警察和消防員。

這同樣無可厚非,但每一項經選民批准的專項撥款,不論用於圖書館、樹木、幼兒教育,還是其實正是充實住房信託基金,都會令一般基金縮水。

不過,羅偉偏偏為失去這筆錢惋惜,這可真需要些厚脸皮。因為他在2月也提議過不要這筆錢。

I提案是把這筆錢從一般基金抽走,名義上用來資助可負擔住房;羅偉的提議更乾脆,直接把這筆收入整筆取消,給出售價值1,000萬美元或以上物業的人減稅。這群人,我們可以簡稱為富人。

“機關槍響”

一座起重機高聳在向東延伸的開闊地帶上方。攝影:Kerim Harmanci,2020年

反對 I提案本身沒有問題,羅偉可以反對,任何人都可以反對。但聲稱市長辦公室在運作一個「不受問責的小金庫」,這種話無論出自誰口都大有問題,也很不負責任,更何況說這話的正是市長本人。

市長住房及社區發展辦公室對撥款審查之嚴,到了偏執的地步,一向以此聞名。現任主任 Dan Adams 是一位備受推崇的公務員。

「任何認為 MOHCD 掌管的錢是小金庫的人,都沒試過從石頭裏榨出血,或從 MOHCD 拿到一元。」一名資深可負擔住房發展商總結說,「在撥出任何款項之前,對發展商的審查、監管和反覆質疑,都到了超乎想像的程度。」

另一名發展商補充:「他們管得很嚴,做事在行,而且照市長的吩咐辦事。」

曾長期擔任市府主計長的 Ed Harrington 指出,對於 I提案,「不論支持還是反對,你都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有好也有壞」。他說:「但它不是小金庫。」 

他接着解釋,小金庫必須帶有一定程度的隱秘性,例如前工務局局長 Mohammed Nuru 那一筆:錢從 Recology 搜羅而來,存放在 Parks Alliance,再拿去資助狂飲作樂的奢華派對。

一項交由民眾投票表決、由市長辦公室管理,而且每年必須接受審計的選票提案,與上述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三藩市政府不少施政流於表面,外界也往往只看表面。在這種情況下,市長還告訴選民,自己的辦公室在運作一個小金庫,實在令人深感遺憾。

羅偉手下有一大批精明的政治幕僚,全年無休為他效力。但要說服選民撥款給陷入困境的公共交通機構,市長這種說法看來算不上好辦法;要說服選民通過另一項可負擔住房提案,也一樣。那項提案的部分目標與 I提案完全相同,部分推動者也是同一批人,而且同樣將由市長住房及社區發展辦公室管理。

羅偉團隊深信,市長如此受歡迎,選民又對城市的發展方向如此振奮,自會在即將到來的投票中,乖乖按他的具體意願作出決定。羅偉的策略師以前曾經判斷正確,很可能還會再次看準。無論如何,用荒謬言論助長選民的虛無心態,只會讓公眾變得糊塗、憤世嫉俗。

市長陣營為甚麼要這樣說?一個字:錢。再兩個字:控制。

貼在一根桿上的傳單寫着:「我們投票支持社會住房。住房在哪裏?簽署這份請願書,成為支持社會住房的三藩市人。」文字下方有一個 QR 碼。
貼在 Geary Boulevard 一根電線桿上的社會住房海報,攝於2025年12月8日。攝影:Nicholas David。

要交代三藩市的事情怎樣走到今天這一步,總有點像《亨利五世》裏的那一幕:劇中專門鋪陳國王對法國王位的繼承權主張,說法錯綜複雜,理據又薄弱。要說清楚並不容易,甚至令人厭煩,但請記住:事情總會以血腥脅迫告終。

套用《亨利五世》那句名台詞:「親愛的朋友們,再向缺口衝一次吧!」2020年,選民通過了市參事 Dean Preston 的提案。彷彿冥冥中自有安排,這項提案也叫 I提案。它把價值1,000萬美元或以上物業的賣家須繳納的「轉讓稅」提高一倍,增加的收入原擬用於可負擔住房。 

但由於當時主流的法律意見,提案沒有硬性規定這筆錢必須用於可負擔住房,時任市長布里德(London Breed)其後便按她認為合適的方式分配這筆錢。

2024年3月,選民批准了一項提案,旨在讓辦公室更容易改建為住房。對空蕩蕩的三藩市市中心而言,這是順理成章的做法。然而,提案中有一項條款,容許三藩市市參事會而非選民調整轉讓稅稅率。

這正是關鍵。I提案為三藩市籌得數億美元,但市內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界卻一直對它深惡痛絕,指責 I提案「凍結了待建項目」,令業內工人失去大型樓宇易手後原本會有的工程工作。

今年較早時,羅偉與市參事 Bilal Mahmood 推出一項方案,撤銷 Preston 的2020年提案,調低市內高企的轉讓稅稅率。這是送給富裕地產利益集團的禮物,但也旨在刺激樓宇買賣,促使物業稅重新估值,並推動建築工程及發展。

羅偉與 Mahmood 在6月擱置了這項方案:方案在市參事會得不到足夠票數支持,無法通過。但如果羅偉屬意的市參事人選在11月勝出,就可能湊足這些票數,轉讓稅也可能降低。不過,關鍵是:如果 I提案勝出,就不行。I提案將把轉讓稅稅率重新交回選民決定。

所以,這場爭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這件事。羅偉希望能靈活調低三藩市這個全境最高的轉讓稅稅率,不必交由選民表決。而2020年原版 I提案的倡議者則希望由選民把這個高稅率鎖定下來,並且這一次要正式規定款項用於建造、保留及保護可負擔住房。 

這就是為甚麼人人都在大打出手。 

說到這裏,I提案實際上會做甚麼,反倒有點成了次要問題。不過,市長的人馬對此也很惱火。

在選票簡化委員會(Ballot Simplification Committee)審議時,市長辦公室曾試圖刪去 I提案中的「可負擔住房」一詞(這個詞在民調中頗受歡迎),改為「另類住房」或「社會住房」(人們根本不知那是甚麼玩意),但未能成功。

市長的盟友抱怨,I提案其實不是可負擔住房提案,而是用來推行社會住房的特洛伊木馬。但這種說法連詞義都沒弄清楚。社會住房指由政府或其他機構擁有的非牟利住宅,永久脫離投機市場,出租或出售予低收入或中等收入人士,這本身就是可負擔住房的一種。

順帶一提,市內熱衷支持建屋的行動人士,並非一聽到資助社會住房就反感。YIMBY Action 執行總監 Laura Foote 說:「社會住房很酷。」

該組織前灣區總監 Jane Natoli 補充說:「別拿好事來嚇唬我。」

不過,市長抱怨 I提案繁複難行、限制極多,並非毫無根據。

提案規定,約30%的資金(每年很可能達數千萬美元)必須投向社會住房,而且是符合以下要求的社會住房:「居民須有權直接且有實質意義地參與項目營運及管理的決策。」

住房專業人士警告,這種模式極難辦好,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就更難。過去就曾出過問題,原因不難理解:住戶要自己投票決定加租、承擔積壓多年的維修,以及應付其他種種可能出現的狀況,而低收入租戶自然不願投票違背自身的經濟利益;就連富人也不想這樣做。

市長住房及社區發展辦公室將被迫扶持一種屢被證明行不通的住房模式。不過,MOHCD 並非小金庫,撥款又由市長辦公室單方面掌控(感謝上帝,I提案沒有要求另設委員會)。既然如此,實際上又會出現甚麼情況?

這很難預測,但如果 I提案通過,大筆資金最終可能用於讓低收入居民保住居所,以及改善市內合作住房的惡劣狀況。很難說這兩件事本身有甚麼不好,但未必算是建造可負擔住房。

隨着11月臨近,我們會就此撰寫更多報道。在此之前,我們確信政治討論會細緻、真實,而且有禮有節。 

“機關槍響”

Joe is a columnist and the managing editor of Mission Local. He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raised in the Bay Area, and attended U.C. Berkeley. He never left.

“Your humble narrator” was a writer and columnist for SF Weekly from 2007 to 2015, and a senior editor at San Francisco Magazine from 2015 to 2017. You may also have read his work in the Guardian (U.S. and U.K.); San Francisco Public Pres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allas Morning News; and elsewhere.

He resides in the Excelsior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 kids, 4.3 miles from his birthplace and 5,474 from hers.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branch of 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named Eskenazi the 2019 Journalist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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