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 Chapin 指稱，有意出任第8選區市參事的 Manny Yekutiel 6年前曾性侵犯他。Yekutiel 否認此事。
Mission Local 沒有就 Chapin 對 Yekutiel 的指控刊登報道。對於只有單一消息來源的指控，無論涉及哪位候選人，我們通常都會這樣處理。
不過，Chapin 在周三的背書會議上，站在三藩市民主黨（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成員面前，形容該黨就他的指控展開的「調查」程序是一場騙局。這個說法就遠沒有那麼大爭議。這套程序確實是一場騙局。
我們與6名政治立場各異的本地民主黨成員談過，這些成員也都有同感。
三藩市民主黨在2024年制定了自己的「行為守則及性侵犯與性騷擾政策」，起因是本地民主黨政界人物遭到令人不安的指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米慎區領袖 Jon Jacobo，目前正因強姦指控被起訴。
本地民主黨成員為制定這套行為守則而不斷自我表揚。若真要拍自己的背慶功，恐怕都要拍出勞損了。該黨網站列出超過12篇文章，記錄這場行動。按該黨的說法，行動旨在追究涉嫌作惡的政界人士。
黨主席 Nancy Tung 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促成這項行動的正是 Jacobo 及拉丁裔民主黨俱樂部（Latinx Democratic Club）前主席 Kevin Ortiz。
該黨迅速制定並實施了這套行為守則，還大肆宣傳。這讓我們以為，三藩市政界那些涉嫌性侵或騷擾他人的人，終於會受到追究。
上一次三藩市官員承諾得如此漂亮、實際做到的卻如此之少，還是在美洲盃的時候。
原來，民主黨大肆吹捧的行為守則，適用範圍很窄。不論 Chapin 與 Yekutiel 之間有沒有發生甚麼，守則都不適用；連 Jacobo 的情況也不在適用範圍內。別忘了，Jacobo 已被地檢官以強姦罪名起訴，而且正面臨刑事檢控。
指控 Jacobo 的其中一人 Sasha Perigo 說：「如果 Jon 正在尋求背書，而我去找民主黨，報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他們會說，那也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
至於 Ortiz，他從未被起訴。有人指控他作出對方不願接受的行為，但這些指控均未獲官方證實。無論如何，這些事同樣不在民主黨新規定的適用範圍內。
這是因為，本地民主黨規管性不當行為的行為守則，只涵蓋該黨或獲認可的民主黨俱樂部正式會議，以及相關正式活動中發生的事。
幸好，大多數會議和正式活動都不會出現這類行為。假如有人在俱樂部的節日聚會或研討會上作出這類行為，按守則的適用範圍看，應該也管得到。
這套行為守則肯定不適用於 Chapin 的指控：他指稱自己在某人的私人住宅內遭侵犯，當時距離 Yekutiel 參選公職還有數年。
這項大肆宣揚的政策，並不涵蓋在市政廳、競選團隊或非牟利機構工作的人；在本地民主黨及其認可俱樂部以外的地方工作的人，幾乎都不在政策涵蓋範圍內。
正如 Perigo 所指出，性侵犯與性騷擾通常不會局限於這些正式場合。即使當事人是在俱樂部的正式場合或活動中相識，之後在酒吧、的士或私人住宅內發生的事，也不在民主黨的管轄範圍內。其他與正式會議或活動無關的場合，同樣不在範圍內。
照這樣說，如果你在民主黨俱樂部會議或正式活動上，違反《羅伯特議事規則》，還在多名目擊者面前公然性侵犯他人，那麼依照這套行為守則，你就無從抵賴。就像《大富翁》裏的「直接入獄」：不得經過起點，也不得領取200美元。
遇上情況沒那麼明確的個案，守則就派不上多大用場，這本身就是個問題。而問題還不止於此：除了構思和制定，守則在實際執行時也出了問題。
具體來說，Chapin 早在2026年初就首次向民主黨提出投訴，此後卻一連數月毫無下文。
說到這裏，我們需要簡略交代這套程序如何運作，或至少應該如何運作。按制度設計，性不當行為指控的調查程序刻意與民主黨本身分開，由義工執行。
民主黨似乎認為，黨內成員一有機會，就會忍不住插手這類敏感事務。因此，該黨在制度上要求，監督性侵投訴處理的人員必須獨立於黨組織。
這或許屬實，但也令程序變得不透明。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性侵犯與性騷擾委員會（Committee on Sexual Assault and Harassment）成員也表示，不知道究竟是誰調查了 Chapin 的指控。
一旦出了問題，例如數月不聯絡投訴人，就無從問責。而我們現在就遇上了問題。
根據行為守則，以下是應有的處理流程。
向民主黨提出的投訴，首先由一名自願提供無償服務的申訴專員受理。這名專員會判斷投訴是否屬於行為守則極其狹窄的適用範圍。如果是，就會展開調查。最後，調查員的報告會交給由義工組成、無償服務的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mmittee）。委員會再成立一個三人裁決小組（Adjudication Panel）。
我們知道，司法委員會主席是一名叫 Gina M. Roccanova 的女性，因為她在一頁摘要上簽了名。這份摘要於8月26日發給民主黨成員，距離第8選區的背書投票僅數小時。
但似乎沒有人知道申訴專員是誰。再說一次，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性侵犯與性騷擾委員會成員也不知道。我們聽說，成員詢問時，得到的答覆是這不是他們該知道的事。
我們曾發訊息給黨主席 Nancy Tung 和行政總監 Bobak Esfandiari 詢問這個問題，但未獲回覆。
申訴專員的身份很重要，因為判斷投訴是否屬於行為守則的管轄範圍，正是這名專員的工作。Chapin 的投訴明顯不在守則狹窄的適用範圍內，申訴專員本應在數天內，甚至可能數小時內，就作出判斷。但這件事卻拖了下去。
民主黨在7月中旬決定了市參事選舉的背書人選，但第8選區因這宗投訴尚未處理完畢而暫緩決定。當時，吉布森律師事務所（Gibson Dunn）的一名律師聯絡了 Chapin，邀他就指控接受訪談。
而 Roccanova 在8月26日的信中提到，「一個裁決小組於2026年8月25日召開會議，以審視調查員對事實的調查結果，並判定是否有違反行為守則的情況。」
我們不知道申訴專員是誰，更不知道這名專員到底在想甚麼。明明片刻間就該看清的事，竟要啟動長達5周的程序來判斷：這宗投訴不在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內，因為這套守則幾乎甚麼都管不到。
結果，小組直到延後舉行的背書投票前一天，才得出這個遲來的結論。小組的簡短報告指出，由於守則並不適用，「這項指控無法得到證實。」但也寫道：「這並非就性侵犯是否發生作出實質裁定。」
這份備忘錄既未坐實指控，也未洗脫嫌疑，根本毫無意義：花了那麼多時間，民主黨有投票權的成員卻連半點新資訊或有用資訊也沒有得到。
為何會容許這樣拖延？那麼多個星期裏，到底做了甚麼？實在令人費解。本地民主黨成員在投票當天收到一封半頁長的信，說調查唯一得出的結論，就是根本無須調查。成員隨後又拿這份「調查結果」，作為支持那次投票決定的依據。
這種事竟發生在 Visitacion Valley 的社區中心，荒誕得像電影《Death of Stalin》裏的情節。
Chapin 周三目瞪口呆。他對該黨說：「我去找了你們的律師。我明確問那位律師，這是不是在浪費我的時間，因為這些事沒有一件發生在民主黨的活動上。而你們是知道的。」
民主黨最終為 Manny Yekutiel 背書。該黨有權自行決定支持誰。
這項指控涉及6年前的事，沒有獨立證人，連警方使用秘密錄音裝置也未能查清。若以為民主黨的任何調查能真正查個水落石出，未免是異想天開。民主黨難道要開着《史酷比》裏的 Mystery Machine 探案車，出去尋找線索嗎？大家早該看清這一點。
但該黨採取的處理方式，實在說不過去。不但毫無幫助，反而造成傷害。
不論你是否相信 Brad Chapin 的指控，他在周三會議上當眾流露的痛苦，是再明顯不過的。民主黨向他，也向任何會考慮站出來投訴的人，傳達了一個清楚的信息。僅僅兩年前，該黨還曾得意地宣揚另一番主張。如今傳達出的信息，與當時截然不同。
Perigo 說：「把制度設計得這麼差，實在魯莽，因為那些證據會被用來否定倖存者。我認為，民主黨本應坦白說明，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查清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根本查不到事實，尤其是在警方已經調查過之後。」
她續說：「最好的情況，也只是浪費了倖存者的時間。而最壞的情況，是造成的傷害比甚麼也不做還大。」
